明明没有鱼

见过越多的清晨就越陌生

【亓桃】父母爱情故事

都要开开心心的长大

柚子茶庄:

#be,勿上升


#码文bgm   《电影“我的父亲母亲”终曲》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《情深深雨蒙蒙》






/*这篇文和我以前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,突然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,就写了。


它可能确实不够甜,因为它本不是甜文。


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*/



 
 
 
 


1.

我母亲从小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


她很懂得挨打。
 

那个年代的北平大院,一院里住好几家,有老光棍,有拖家带口的,十几岁的姑娘,一两岁的杂崽儿,争吵声,骂骂咧咧,还有巴掌落在孩子身上的闷响。
 

白天吱呀作响的骡车,晚上就靠在灰白的墙上。老畜生一甩尾巴扫落大片的墙灰。屋里地上是半床破凉席,颈长胸宽的“车把式”,白毛巾从肩膀搭到胸膛,汗在夜晚的暑气里蒸热发酵。
 

这块土地,已不再是是皇城根儿下的好地方。


老百姓不懂时局,只慢慢地有点慌。“中华民国”没了皇帝,可依旧没人管他们。被压着几千年,一朝身上轻了,反倒有点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 

再加上日子实在不好过。
 

20年代的北平,一银元买六斤好猪肉,40个猪肉饺子、两碗小米粥、外加一盘白糖,两毛二分钱 。大米一斤二分五,剃头八个铜板。1929年,每块银元换两三百个铜板,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。
 

若是家里有一两个壮丁,拉人力车,去厂里当工人,每月挣个十多块,养一大家子人是没问题的。要是拾掇得好,月末还能有盈余,拢一拢,压在床板底下,或者小心翼翼地缝在袄子里头,留给还光屁股的儿子娶媳妇,顺带扣下零头嫁女儿。
 

但若是像我母亲家,家里没有男人,日子就很苦了。
 

母亲长到九岁,没有穿过新衣服。街坊邻居有什么不要的,衣服也好,布头也罢,缝补缝补,就是一件蔽体的衣物。她母亲,也就是我姥姥,是个手巧的人,可是她的手巧都用来讨生活。一个月绣两三件活儿,常常做不完,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眯瞪着眼,赚的还不抵油钱。
 

姥姥有时候做活儿不顺,母亲如果偏巧又闯了祸,就会挨打。


或者有时候在别人家院子里淘得狠了,被那家的大人看见,也要挨几下。
 

别的小孩挨打的时候都哭,一个嚎得比一个厉害,好像要把嗓子喊破了,再从喉咙里咳出来。
 

可母亲不。
 

无论多少巴掌,多大力气,落在她身上,她都一声不吭的。
 

大人打孩子,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。没了朝廷俸禄的王爷,深夜街巷里烂醉如泥的车夫,总更喜欢听崽子哭叫的声音。


人总是更懂得向弱者倾倒不幸。


母亲不哭不叫,巴掌落在身上,打的人非但没觉得心里舒畅,反而七八下就疑心,手底下这个瘦到硌手的丫头会不会马上被打死。


可是并没有死。


她就这样长大。






2.

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,是十五岁。


姥爷以前是拉黄包车的,他没走的时候,家里的日子还过得去。有一年闹猪瘟,他图便宜,用一半的价钱买了个猪脑袋下酒,当晚就发热,没两天就掉了。


那时候我母亲还小,跟着破木棺材走了两里地,回来还到巷口的井跟前去打水喝,看他们新养的鸭子。很小一群,她每天都要看。


再长大一些,她就明白自己没有爹了。


家里越来越困难,学是上不起的——那是有钱人家才赶的时髦。母亲成天往巷口跑,扒在人家门口往里看。再大一些,就每天喂猪扫地,生火做饭。后来又过了几年,大冬天早起,一个人推着板车去买烤白薯。车上是一个很大的铁桶,桶的四周是一层层的铁丝架子,每层架子上都摆着白薯。生火时呛得人直咳嗽。


那时游手好闲的人不少,母亲一个小姑娘上街做买卖,少不了要被占便宜。白送两个白薯倒不提,就怕有些混混盯着那板车。有一次,几个人高马大的地痞盯上母亲,把她堵在巷子里头,伸手就去把那辆车。母亲心里头怕的要死,面上却一副泼辣样子。身上有拳头落下来,她扑过去扭打,往死里咬其中一个人的手。


那混混也不是好惹的,用力掐着母亲的脖子,几乎要把她勒断气。


这时候,巷子里的一扇小门里走出两个男人。


一个穿灰西装,弯着腰恭恭敬敬的,另一个穿黑西装。


母亲被勒得缺氧,可是男人的脸还是清晰的。瞧着像是哪户的公子哥,可说起话来又不大像。


“干什么。”


声音说不上低沉,但是有股坚决的味道。男人把手里的帽子戴上,摸了摸衣襟,朝这边走来。


混混见过些世面,知道这动作代表身上有枪,于是慌忙逃走。顺带也拉走了那辆破板车。


男人见不再吵闹,便停下了往这边的脚步,转身往巷口走。


等母亲缓过来,人已经看不见了。


车终于还是没有了。母亲沿着坑坑洼洼的路走回家,没敢进屋,就站在门槛外,低着头告诉姥姥。


然后巴掌就落下来。


姥姥一边骂一边揍母亲,揍了没两下,自己先哭了。


母亲还是没哭。她好像很早就明白,并不是哭就会有人来帮她,因为打她的人自己也等着被什么救赎。又可能只单纯胆子小,不敢哭出声,只会一边挨打一边憋气,睁着一双在瘦小的脸上大得过分的眼睛,看着留在胳膊上的巴掌印,和自己正在流泪的母亲。






3.

陶桃第二次见到简亓,是她刚上街拉车。


十六岁的姑娘,身量已经和大人一般高。瘦但结实。成天灰头土脸的,若不是脑袋后头的辫子,和那双过分漂亮的大眼睛,都认不出是个女娃儿。


那时北平的人力车发展快,攒车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大街上拉车的也分贵贱——贵,就是隶属于租车行的,归“北平市公用局”管;贱,自然就是那些“散车”。散车多半是穷苦人家的无奈生意,有的车太破,有的是车夫老弱,总归被顾客嫌弃。


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家,就算再能吃苦,也不可能和牛一样壮的车夫抢生意。家里的车已经很多年了,就算她把车座和顶棚都擦得干干净净,也掩盖不住老旧的事实。


即便如此,她还是到处跑,很努力地招揽客人。


昨天和前天连一个客都没有,今天眼见着也过去半天了。她低头把辫子塞到背后衣襟里,小心地用衣角给自己擦了擦汗,正值冬季,可她却热得很。


接着一双黑色的皮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。


“坐车。”


声音不算低沉,但温温和和的。


她抬起头,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
弯刀眉,单眼皮,很矜贵,正有礼貌地看着她。


两秒钟之后,她才反应过来这是她的第一笔生意,于是慌忙蹲下去,车把靠在地上,说:“哦,哦,好。”


那双保养得很好的皮鞋踩上踏板,她像别的师傅一样,半跪在地上,拿一条毛巾开始干练地扫板子周围,把尘土弹掉。


毛巾不小心扫过他工整的西裤,陶桃想要道歉,一抬头却对上男人的眼睛。


简亓那天穿了件白色的高领毛衫,外面是灰色的西服西裤,就那么低头打量她,看了一会,突然笑了,右边嘴角露出一颗虎牙:“你是姑娘家?”


这画面的印象太深,以至于陶桃后来一辈子都没办法忘记。她和他一起走过几十年,见过他穿衬衫,穿军装,甚至是打着绷带,只穿一件破烂背心的样子。可是每每陷入回忆,总还是想起这个时候。








4.

之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。父亲一开始诧异,接着觉得有趣,再后来就是心疼。他按年包下母亲的车,每天和她从路口一起步行回家。父亲独居的地方和母亲家不远,就隔着一条小巷,是很普通的民房,面积比一般人家大些,收拾得很整洁。


母亲觉得很诧异,她以为父亲那样的贵公子,至少是住在洋楼里的,但也为此在心里偷偷窃喜,仿佛这样两人的差距就能小一些。


父亲说自己是出来求学和工作的,长辈兄弟都在老家。那时候,北平这样的年轻人不少,母亲也就没有怀疑。


她不知道,父亲其实在做地下工作。


战争爆发在即,中共希望民族团结抗日,由于国党方面态度一直不明朗,遂派眼线前往全国各地,以期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作用。


父亲就是眼线之一。


后来,母亲无数次拿着那张薄薄的入党证明摩挲,即便纸张已经黄得不成样子,父亲俊秀的面容仍依稀可见。


 


 


正是这张纸,在后来的文革中保我们母子平安。母亲总对我说,那是父亲在保护我们。


当时来执行任务的父亲没有想到,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北平,他会遇见这样一个人。她什么也不懂,却倔得不像话,在后来漫长战火纷飞的年代里,一直追随他,扶持他,从冬天到夏天,从少年到青年。


 


 







5.


 


在父亲的保护下,母亲度过了年少时期最无忧无虑的几年。


 


 


期间姥姥去世,父亲帮忙操持了丧事。他在工作之余带母亲出去散心,母亲在这世上再没有亲人,但是从此有另一个人陪着她。那个人宠着她,教导她,保护她,发誓再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。


 


 


没过多久,中日战事打响。


 


 


1937年7月7日,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,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。


 


 


父亲接到命令,离开北平,回大部队。


 


 


他想了很久,最终还是没有告诉母亲。他不能带着她冲往硝烟四溢的前线。子弹不长眼,炮火更无情,他做不到把母亲往半只脚踏入死亡的地方带。


 


 


他是自愿入伍,为了理想,为了抱负,为了一天比一天多的死去的人,他心里烧着火。国家危急关头,他无法当缩头乌龟。可是母亲呢?她什么也不知道,战火纷飞,人间炼狱,还有对生命的威胁,她本都不该承受。


 


 


在这个时候,他没有资格和她谈未来,是他对不起她。


 


 


父亲临走时留了一封信,上面只简单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大致去向,然后落尾一句,让母亲寻一个好人家,嫁了。


 


 


信封里还留了一笔钱,一把手枪,和十几颗子弹——这乱世中唯一的保障。


 


 


父亲没有把握自己能活下来,即使活下来,也很可能缺胳膊少腿,一辈子都是废人。他不想让母亲一直等着他,于是自私的,擅自替母亲做了决定。


 


 


部队先是在安徽徘徊了一阵,接着去了江苏。后来上边的指令下来,开始向后方战略转移,一边转移,一边与敌人进行游击战。


 


 


进入贵州时,正值雨季。南方多山,空气潮湿闭塞,许多士兵都染上瘴气。连日的赶路本就让他们疲惫不堪,病痛来得猝不及防,没两日,军中竟然走不动了。


 


 


上头指示,让大家歇两日再走,于是部队在放马黔山驻扎下来。


 


 


由于少年时期养尊处优的生活,父亲的身体素质还算好。虽然暂未染上瘴气,连日的行军加上饥饿,以及南方潮热难忍的天气,还是让他身上一阵阵地发虚。


 


 


在放马黔山停留的第二日,团长找到他,说外头来了个小姑娘,说认识你,还要留下来当医护兵。


 


 


父亲心里立马涌上一个猜想,那个哪怕想一想都让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的想法,可他立即在脑海里否决掉,平静地扣上帽子,出了营帐。


 


 


母亲就穿着护士服,俏生生地站在那里。




即便只是粗白麻布也掩盖不了的姣好身段,她腼腆地冲父亲笑。


 


 


父亲怕自己眼花了,走近两步,看清了,真是母亲。


 


 


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,穿着考究,举手投足总是散发着矜贵。他满头满脸的土,穿着一身和旁边弟兄一样的破军装,头上的帽子几乎褪了色,长时间的战略转移和无止休的战争让他浑身狼狈,破了洞的草鞋第沾了泥,匍匐前行使蓝棉布裤上布满各种各样的豁口。


 


 


可是他的眼睛仍然是亮的。


 


 


甚至比原来更亮。


 


 


父亲趿拉着草鞋,往前走了两步。


 


 


然后猛地抱住母亲。


 


 


这支部队去过很多地方,可只有贵州不一样。不知道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是怎样盼望和打听,又是怎样挎着一个旧布包,独自一人坐上南下的火车,翻过几万重山山水水,找到那里,留下来,做了志愿军。


 


 


这一留,就再也没离开过。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6.


 


1943年,部队行至鄂西。正面遭遇敌军。


 


 


部队分成两拨,少数人正面迎敌,主力军垫后,抓紧时间撤离。医护班紧跟大部队往后方撤离,而简亓所在的营在前线和敌人正面交锋。


 


 


陶桃心里惴惴不安。她把自己的白布包交给战友,趁班长不注意从队伍里溜出去,掉头就往前线跑。


 


 


他们已经结婚了,就在部队里办的。简陋的宴席,战友的祝福,还有不离不弃的承诺。所以她要和他在一块儿。


 


 


况且她预感很不好。


 


 


她急匆匆往回跑,果不其然,阵地已经被炮火击中,我军阵营死的死伤的伤,平时开他俩玩笑,动不动就说荤段子的那些人,现在一个个脸朝下,一动也不动了。


 


 


恐惧让她霎时面色惨白。炮火落在她面前不到两米,巨大的气流冲击让她不得不卧倒。


 


 


攻势稍有减弱,她又爬起来继续找。


 


 


她找到简亓的时候,对方腰腹处已经被炸得一团血,嘴唇没有血色地躺在地上,只有微弱的呼吸。


 


 


她最开始以为简亓已经死了,几乎崩溃。后来手脚并用地爬到他身边,哆哆嗦嗦地在鼻息处一探,才知道还活着。


 


 


巨大的喜悦后又是新一轮的恐慌。她知道,如果没有药品和绷带,简亓撑不了多久了。


 


 


陶桃狠了狠心,把对方拖到旁边一块石头后头,简单安置好,然后转身往回爬。


 


 


炮火像无数的流星,落在前面,后面,左边和右边,别说站起来,炸开的硝烟让她连睁眼都困难。可是她要爬回去。


 


 


后方的营地早就被炮弹击中,灰绿色的帐篷窜起冲天的火,不知道后方的战友有没有成功转移,有多少还活着。


 


 


可她只祈祷里面还有未燃尽的药品。


 


 


脚上的鞋子早不知道掉在哪,膝盖上是碗大的破皮,她知道自己能吃苦,可也没想到是这样的苦。艰难地抬高脖子呼吸,后颈上全是冷汗,脚趾扒在枯枝上,卯足了劲朝前蹬,手肘拖着身体,往前一寸一寸地挪。明明平时只要走几十步的距离,她足足挪了百来下。


 


 


终于挪到营帐前,膝盖上早已一片血肉模糊。


 


 


还好,装医护用品的营帐没起大火,她也顾不得耳边炸雷似的的炮声了,爬起来就往里冲。


 


 


拿了绷带和消毒水,还有盘尼西林,她也不趴下了,磕磕绊绊地往回跑。简亓正在大出血,哪怕晚一会,都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

 


 


跑了十几步,她迎面撞上一个鬼子。


 


 


对方好像是落单,看到她也很惊讶,立马朝身后摸刺刀。


 


 


陶桃的脑袋一瞬间放空,等她反应过来,枪已经在手上了。


 


 


是简亓当年留给她的那把枪。她没动过,在这场战役打响后上了膛,一直随身带着。


 


 


她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


 


 


那个鬼子倒下去,腿蹬了两下。又被补了一枪。


 


 


他彻底不动了。


 


 


陶桃愣了一小会,后知后觉的腿软。突然想到简亓还在流血,就又手脚并用地往回爬。


 


 


那块石头后面,男人还规规矩矩地躺着,可是身下的草已经被染红了一小片。陶桃从怀里掏出纱布,抖着手,把消毒水往上淋。她把简亓后腰伤口处的小石子挑出来,简单地处理了一下,缠好纱布,又往他嘴里喂了两片盘尼西林。


 


 


水壶轻捞捞的——他们能喝的的水已经不多了。


 


 


她把简亓的唇润湿了,又往他嘴里灌了两口。


 


 


接着自己在壶口舔了舔。


 


 


壶里清甜的水汽钻进鼻子,让她浑身都是渴望,嗓子已经干得冒烟,可是对伤员来说,水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



能救命。


 


 


就算没了她,也不能没了这水。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7.


 


母亲没告诉我两人是怎么活下来的,又回到部队里。后来父亲醒了,母亲体力不支昏了过去,父亲应该是把大半的水都灌进了母亲嘴里。不然当时已经整整一天半没喝水的母亲,是绝不可能撑得下去的。


 


 


45年上半年,局势已经基本明朗。8月15日,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,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,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。至此,抗日战争正式胜利。


 


 


紧接着,国共内战爆发。


 


 


长时间的征战已经让人民苦不堪言,他们只想快点结束这场硝烟。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,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。最后几场主要战役调用兵力实在太大,母亲和父亲因为上头的安排而不得不分开,谁想到,这一分开,就是整整三十八年。


 


 


父亲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出的意外,据侥幸逃回来的战友说,俘虏的死亡名单上没有他。也就是说他还活着,人在台湾。


 


 


母亲开始千方百计地打探父亲的消息,可每次的询问总是石沉大海。建国后没多久开始分地,我们家分到两亩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母亲从未放弃打探父亲的消息。很快,地又被收回村里,大跃进开始,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。我当时只有十三岁,几乎要饿死。母亲为了让我活下来,忍受了巨大的苦难,后来就落下来身体虚的毛病,总也养不好。


 


 


文革时期,由于母亲不肯承认父亲牺牲,坚称他人在台湾,并没有死,我们娘俩吃了不少苦头。红卫兵疯起来什么都说,也什么都干。那段时间,母亲晚上常常睡不着,她和我躺在一起,听着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出“沙沙”声,看着清冷的月光从窗外漏进来。她把父亲的那张入党证明塞进怀里里,一会摸摸我,又摸摸自己的胸口。


 


 


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。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,可是母亲总有办法让我感觉到,父亲一直是这个家的一员。她和我讲父亲小的时候,讲父亲的家乡河南,讲父亲穿军装英挺的样子,讲父亲虽是个兵,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。


 


 


还有,父亲第一次见我,激动得眼泪都落下来。他很宝贝我。


 


 


就这样,四十年间,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,在我心中也留下深刻的感情。


 


 


1987年10月15日,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。10月16日,国务院公布了《关於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》。


 


 


38年的隔绝终於被打破,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不再像以前那样难。可是当我们费劲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父亲时,却被告知父亲已经于三年前去世。


 


 


父亲一辈子没有再娶,生前一直想回大陆,奈何病魔来势汹汹,终于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

 


 


彼时,母亲也已经68岁。她四十年来心里一直吊着,盼着。当一切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,她仿佛才惊觉,原来自己已经老了。


 


 


没过几年,母亲也病了。这其实在意料之内。自得知父亲的死讯后,母亲就安详了不少。作息还和以前一样,习惯也没怎么变,可似乎没了之前那股韧劲。


 


 


再后来,母亲不得不住进医院。她以前虽和我讲父亲,但是从未讲过他们两人相识,相知,相爱的故事。可那天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削着苹果,突然就跟我讲了起来。


 


 


三个月之后,母亲去世。我按照她的嘱咐,把遗体火化,带去台湾,和父亲葬在一起。


 


 


回来之后,我开始着笔写这个故事。


 


 


我原本只是单纯觉得感动,想讲给更多的人听。后来想到,在中国,那个时候,有多少男人被迫离开了家庭,离开了他们的妻子、儿女和父母,去往海峡的另一岸。




我相信,父亲走的时候该是遗憾的。而母亲走时则是安详的,因为她知道,闭眼即相聚。


 


 
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动荡和宁静。可我不知道有多少有情人,曾经历过同样的动荡和宁静。


 


 


 
















*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月之前看到的一句话:


她从小就没有目睹过什么幸福,但这并不妨碍她欢欢喜喜地长大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《桃之夭夭》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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